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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4月7日，因為停車位的問題，譚明與小區的黎姓業主發生衝突，被對方打傷頭部和腹部。期間，譚明曾多次跪地求饒，連磕了四個頭，但依然被對方拖行並毆打，還威脅說“信不信整死你”。據瞭解，黎某供職於某省級單位，從事著一個備受尊重的職業。（4月11日雲南網）
　　在當下的媒介環境中，公務員打人已不再是新鮮事，有交管隊長打車主的，有公務員夫婦打護士的，也有打人時叫囂“我爸是局長”、“我外公是將軍”的，凡此種種，不一而足。可是類似新聞不斷被曝出，公眾卻依舊沒有產生神經疲勞，口誅筆伐的聲音也不絕於耳，原因就在於打人的行為實在與公務員的身份格格不入，而被符號化的公務員，一旦做出越軌的行為，得到的關註也會比普通人要多得多。
　　當今社會的戾氣之重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，而時下有這樣一種說法，戾氣的來源不在於別處，恰就在於公務員這一群體。“多次跪地求饒”、“連磕了四個頭”、“信不信整死你”、“毆打保安”……當這種內容充斥著公眾的眼球時，其從某種程度上也證明著“戾氣最重的群體是公務員”這一結論。
　　或許我們不能以偏概全，就憑部分公務員的失範行為來給整個公務員群體貼標簽，但是部分公務員嚴重割裂了權利與身份的關係，不是珍惜手中權利為人民謀福祉，反倒是將權利當做高人一等的工具，喜歡享受特權，面對弱勢群體頤指氣使，失範行為不斷，如此一來，讓公眾產生認識的偏差就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　　公務員打人絕對不是小事，可弔詭的是，普通人打人常常逃脫不了治安處罰，甚至是刑事追責，而公務員打人卻很多情況下以道歉、檢討、記過收場，這很難洗清尋租之嫌。想必正是因為懷著“遇事能擺平”的心態，才讓公務員打人肆無忌憚。所以，對公務員打人必須“零容忍”，別說在法律框架內從重處罰了，最起碼也應該做到一視同仁。
　　我國《公務員法》就有明確規定，以毆打、體罰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，給予記過或記大過處分，情節較嚴重的，給予降級或撤職處分；情節嚴重的，給予開除處分。而在該新聞中，黎某之前已經多次毆打當事者，且把當事者打得跪地求饒仍舊拳腳相向，恐怕就屬於情節嚴重的情況，那麼接下來的追責決不能缺位或者錯位。
　　話又說回來，不管打人者是誰，打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“德行”的考量，如果是普通人德行不夠，影響力倒不是很大，而一個官員德行欠缺，恐怕很是不妥，因為公務員這一職業對德行的要求應當更高，既然多次打人，且情節嚴重，這就要考慮到還能不能勝任這一職業了。
　　公務員打人，說到底還是模糊了個人身份與職業身份的界限，沒有把“權為民所用”真正內化為工作作風，但是當道德疲軟的時候，就需要剛性規則的約束。在此語境下，面對公務員打人的行為，必須要“零容忍”，嚴厲追究當事者責任，以儆效尤，還被害者一個公道，也給公眾一個交代。
　　文/張松超　　（原標題：對公務員打人必須“零容忍”）